(2010-9-20 6:39:20)   来自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2010.9.17在上市公司水电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博庭

人类利用、建造水利工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工业化以后，特别是发明电以后，利用水力发电造福人类，更是成为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象征。到20世纪初，大型水电站几乎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义词。

不过20世纪90年代，大坝、水电的发展开始变缓。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用现代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很多大型水坝工程的建设和运行。很多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大坝和水电项目成为了敏感的话题，一些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项目，遭遇到公众的强烈抵制以致于最终被迫停止。

 

人类文明的领域非常广泛，任何一种人类文明活动都会有代价，然而，为什么在诸多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的现代文明活动中，偏偏只有水坝和水电建设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反复和曲折呢？我觉得这里有一定的历史巧合因素。

大家知道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海洋生态学家卡逊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图书《寂静的春天》，提出了滥用杀虫剂的巨大危害。由此，唤醒了我们整个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卡逊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环保先驱。这个环保英雄的成功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想去模仿卡逊成功的经验。努力寻找出另外一种大家都认可的文明活动，找出它的问题，唤起公众对它的反感，最终达到表现出自己的惊人的环保觉悟的目的。

与卡逊所不同的是，这些人往往并不是业内的专家，而只是追逐名利的环保主义者。由于不懂科学，他们的行动不是出于科学的理论，而是名利的驱动。所以，投机者往往很难获得卡逊那样的成功。但是，水电行业的某些特点和当时国际环境，却给了某些环保人士投机成功的可能。

水电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源的有限性。一个国家的水电资源一般都会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开发殆尽。而水电的这种特点，又恰巧被当时的美、苏政治对立的国际局势所利用。这就是有关阿斯旺大坝的争论。当时，埃及人利用美苏矛盾，嫌美国人要价太高，就把工程交给了苏联人建造。出于攻击政治对手的目的，美国人就开始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

然而，要把攻击阿斯旺的理由编得让人信服，就难免要对所有的水电和大坝都进行贬低。好在当时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大型水电开发，所以，不必顾虑这种攻击影响自己国家的发展。因此，60年代后国际上充斥着大量的反水坝、反水电的“科研成果”。其实，当时的这些成果都有很强的政治原因，其科学性和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这种政治斗争的产物，却给某些环保投机者制造了机会。

《寂静的河流》的作者卡麦利，就是一位利用（反水坝）投机环保的成功人士。这本书曾多次在中国境内翻译出版。投机成功之后，这本书再版的中译本改名为《大坝经济学》。以前为什么喜欢叫《寂静的河流》？显然就是作者在模仿《寂静的春天》。由于美苏争霸，作者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大量的资料来论证水坝、水电站的“罪恶”。《寂静的河流》这本书本身和所引用的很多参考文献中，也难免充斥着大量的谎言。

例如，为了危言耸听，书中说全世界的水库拦截水的总量，相当于所有河流的5倍（实际上还不足50%）。书中还引用了一些水电站的特殊数据，居然得出水电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竟然是燃煤的火电厂几倍的耸人听闻的结论。

 

围绕着水坝的利、弊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国际上的一个《世界水坝委员会》的组建和一份《水坝与发展》报告的提出达到高潮。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一方面是人们对水坝建设的深刻反思，它是第一次从环境和社会的角度，全面的来探讨水坝存在的问题。报告通过对一些已建成的水坝的详细的调研系统的总结了水坝所有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又采取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的方式，片面地得出了大型水坝、水库、水电站的建设一定会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结论。（参见《北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论文集）

应该承认，世纪之交那一段时间，国际舆论对水坝建设的反思明显产生了矫枉过正的趋势。以至于很多人由于受到片面宣传的误导，喜欢以强调水电站、大坝产生的环境、生态问题为时髦。人们似乎早已经忽略了水坝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方面产生的巨大环境效益，不少人甚至开始否认水电可以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错误的主张将水电排除在绿色能源范围之外。

 

在1996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大型水电居然被明确排除在可再生能源的范围之外，只承认了小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地位。

在这这场争论中，水电开发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往往与发展中国家持不同意见。因为，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水电的过程中，通过兴修水利，发展水电，社会、生态、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当时世界各国有很多这方面的消息、报道、论述。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正面评价水电效益的文章和观点早已被人们淡化。反之，我们人类根据发展了的认识，反思我们过去的一些水电工程中，没有能充分注意到的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问题，却被不断重复、相对放大而且充满了现在现代人的头脑。

以至于人们（甚至包括一些其他专业的专家）已经开始无视水电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效益，都误认为所有的水电大坝的建设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公众舆论的这种偏见反过来又影响政治家甚至某些决策人物。特别是在那些绝大多数水电资源已经开发完毕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一般不需要再对水坝、水电的作用进行更多的探讨。

好在一些像中国这样由于江河治理、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过仔细的研究、认真的比较，还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包括建坝、修水电站在内的水利水电开发，仍将是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在争论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逐渐澄清了一些类似“水电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火电相当，甚至超过火电 ”等污蔑水电的观念。

加拿大的深入调查研究表明，水电的温室气体排放，只是水库中残留的植物淹没腐败后释放气体的的一种暂时现象。其强度将随着水库形成的时间衰减。根据水库建设时间的不同。加拿大的水电排放仅相当于火电的1/17 到1/50。而另一个水电开发较早的国家瑞士的调查结论，则表明水电的排放仅为火电的1/300。

 

此外，在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发表之后，难免引起了水利水电专业学术组织的质疑和批评。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灌排组织和国际水电协会，曾经联合发表声明对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提出全面的反驳意见。

在国际水电开发遭遇困境的同时，不断发展的世界对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需求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面对全球又20亿人不能得到电力供应，10亿人喝不上干净的饮用水的世纪难题，水电大坝不可取代的作用不得不被人们重新重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水力资源是现实中能提供可持续的能源主要途径。在非洲大陆，化石燃料短缺，而水能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对大坝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的争论阻碍了许多水电工程的建设，也延缓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上，经过讨论，到会的192个国家一致认识到；在世界上各国都在鼓励发展各种可再生能源来减缓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呼吁全球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增加包括大型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大型水电有必要被确认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那次峰会还达成了具体的协议，承诺加大政府间推动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活动。并建议于2004年在中国举行一次水电高层论坛，探讨相关的议题，进一步的完成峰会提出的任务。

中国的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共同召开了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会议通过并发表了倡导和支持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至此，国际主流社会终于完成了一次对水电从反思、误解到重新认识的反复。

 

曾经停止了对水电的贷款支持的世界银行，04年恢复贷款后加大了对水电的支持力度并总结到：水电占全球电力总供应量的五分之一，曾一度带动了加拿大、挪威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然而，环境与社会方面的疑虑，以及财政支持的匮乏，导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水电投资停滞不前。

时至今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吸取了历史教训之后，水电行业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塑造，并出现复兴盛景。

世行对全球水电的总结是：水电及多功能水利基础设施为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其作用日渐明显。水电设施不仅能提供电力，还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以及水资源配置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水电还发挥着独有的双重作用：作为战略措施以应对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作为可再生能源将世界经济带入低碳的未来。 

相对于国际社会关于水电的争论，我国有一个滞后期。当国际上的反水坝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声音还很少。国家建设水电的态度也非常坚决。特别是三峡工程的上马和成功建成，让国际上很多反水坝、反水电的谣言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然而，在国际社会开始澄清极端环保对水电的诬蔑之词之后，国内一些炒作反水坝问题的极端环保组织却已经开始在国外组织的资助下活跃起来了。 2002年那次约翰雷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中国有几百名环保记者参加。其中很多都是得到了国外极端环保组织的资助后参加会议的。所以，参会的中国NGO几乎都对这个会议的决定持否定态度。尽管有近百名中国NGO的成员（其中大多数都是新闻工作者）都参加了会议，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一家国内媒体对峰会的此决议进行过正面报道。

相反从2003年起，我国国内反倒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水坝的高潮。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种媒体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市场化进程加快。一些传统的媒体概念已经从过去党的舆论喉舌变成了一种新闻产业。不少媒体工作者由党的宣传员变成了职业记者。社会民主化的进步也让国外极端环保组织，通过提供资金的诱饵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势力，阻碍中国的发展成为了可能。

特别是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电力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对手的关系。企业为了不得罪人，没有人还愿意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上反击各种诬蔑水电的谣言。在国家没有明确的政府部门管理水电，其他部门对水电的误导宣传不表态，企业不投入的同时，在国外颜色革命组织的资金的各种支持下，国内反坝组织活动积极，成功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媒体营销运作，使很多媒体已经逐渐被反水电的宣传所影响，进行了大量的不实宣传。

什么欧美国家早就停止了大坝建设，什么美国已经进入了拆坝时代等等谎言广泛传播。几年来这些误导舆论的宣传，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政府部门，以至于高层领导，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行业内的某些干部和技术人员。

 

由于舆论被误导，我国水电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

个别环保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召集了一批具有反水坝思潮的专家、学者召开的怒江环评论证会，制造出了一系列有关怒江的谣言。例如，他们把上游早已经建设水电站、下游国家也正在开展水电建设的怒江，宣传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水坝的河流。他们完全无视怒江几十万人生存多年，砍伐林木、陡坡耕种，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河谷地带生态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实，欺骗公众说怒江是世界上最后一条生态江。

当时这类谣言经过公共媒体的传播、放大，曾经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股要求“保留怒江生态江”的风潮。有人还根据这些谎言上书全国人大，甚至写信给联合国，要求制止怒江水电开发。

由于舆论被误导，一些环保官员对水电产生反感。被叫停三峡地下电站，是国务院三建委批准的，环保部长就是三建委的委员之一，讨论三峡问题的时候应该在场。增加建设地下厂房还需要不需要单独环评，环保部长应该说清楚。会上环保部长不说，国务院批准了之后，环保部门又跑出来叫停工程，说三峡地下电站没有经过环评。你说这责任在谁？

溪洛渡水电站当时还没有正式开工，但已经得到国家批准开展前期工作。一心要给水电挑毛病的环保部门错把开展前期工作当成了开工建设，环保部门叫停了之后又没办法收场。最后，只好来了一个今后水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都要先做一个前期的环评。随后，让溪洛渡补作一个前期环评，平息了风暴。

可笑的是这次叫停金沙江之后，很多极端环保人士又有点后悔了。提出应该取消水电的分两部环评。其实他们说得还真有点道理，可他们却不知道当初这规定的出台，就是要给受到了舆论宣传误导的环保部门做出的错误决定，一个体面的台阶。

瀑布沟的移民冲突，是典型的舆论被误导之后群众情绪失控的结果。在众多的挑拨公众情绪的谣言中，某中央媒体发表文章说《用十几年前的标准拆迁，汉源移民巨额损失》，故意把92年颁发的移民补偿条列，说成是用92年的标准拆迁。

其实文件中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用拆迁前三年的平均值计算补偿。但是，这种误导宣传对移民的情绪挑拨性极大，当时愤怒的移民几乎是人手一份报纸。这就使谣言宣传的作用。

我们知道未批先建、跑马圈水、齐头并进、过度开发是叫停金沙江的主要理由。

然而，“未批先建”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先给路条后核准，是我国2004年投资体制改革后推行的项目管理程序。无须批准、只需核准是我们的现行政策。况且，开发金沙江是“十一五”规划中关于水电建设的首项任务。而且金沙江所有的水电项目又都是拿到开工的路条后，又毫无原因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核准。因此，金沙江根本不是什么“未批先建”，而是典型的“先建未批”。问题出在于我们的管理上。

跑马圈水：用市场手段调动水电开发积极性，引进竞争机制是我们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成果。跑马圈水从来也不可能否定政府的审批决策权。所以，跑马圈水的受益人是长期以来苦于没有人投资水电的国家和各级政府，受到改革冲击的恰恰是原来的电力行业垄断。

干支流齐头并进的理由就更可笑了。大水电必然是在干流，小水电必然是在支流上。而我国的电力政策就是要“水火并重，大、中、小并举”，所以，执行国家的电力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干支流齐头并进。这有什么错误呢？

再看所谓开发过度：金沙江规划的电站目前还没有建成一个。开发程度还是零，怎么就已经过度了呢？

总之，这些明显违反基本事实，违反逻辑的言论，由于被极端环保势力反复炒作，一直没有我们的反驳的声音，最后起到了谎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误导作用。所以，我们任凭各种谣言在社会上泛滥的结果就是，误导了公众舆论，蒙骗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最后也影响了领导的和政府部门的决策。以至于给我国的水电开发和国家发展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和国际上的反水坝组织造谣宣传欺骗了公众之后，总有一天被揭穿一样。金沙江水电被叫停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水电的关注。深入调查之后人们才发现，那些叫停的理由竟然都是如此的可笑。中央调查之后居然怎么找不出来可以处理的责任人来。

与国际上的反水坝谣言最终经历了物极必反的情况一样，叫停金沙江水电的行为也最终导致我国社会对水电开发的彻底反思。人们不禁要问，几年来我们国务院几乎停止了所有大型常规水电站的审批的举动是不是明智的？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水电发展受阻，几大国有电力企业的竞争，都不得不在集中在火电上。以至于我国的火电比重增速过快，能源结构严重恶化。

国内：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矿难频发、煤电矛盾突出。由于能源结构严重恶化，我们国家煤炭的消耗量，早已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开采和运输能力。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一阶段我国遭遇了严重的煤电危机。

管制电价必然出现电荒，放开电价必然出现煤荒。在这种情况下，08年初国家一度只有鼓励遍布全国的小煤窑加紧生产，才能渡过难关。在我国煤电矛盾最突出的时刻，我国小煤窑的生产事故也达到了顶峰。

如果社会用电量上升，煤价飞涨，反之用电量下降，设备闲置。恶化的能源结构，让我国的电力工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恶性的循环，历来都是国家利税大户的国有电力企业，最近几年面临全面巨额亏损。煤、电之争，矛盾重重，如果不改变能源结构，我国整个能源、电力行业的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国际：由于排放了与我们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温室气体，哥本哈根我们遭遇到全球的批评。以前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局限，我国水电的建设虽然进展缓慢。但是，那种由于整体经济能力不足无能开发利用水电的情况在全世界非常普遍。同时也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的能源需求量也限，因此，水电开发程度低的现象在欠发展国家中，似乎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以后，如果仍然不能及时地开发利用水电和其它清洁能源，那么其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必然要靠燃烧更多的化石能源来解决。难免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正是由于我国的水电在经济发展的腾飞时期严重受阻，所以，我们的水电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近几年在全球的发达国家都积极地致力于减排的时候，我们却以每年2、3亿吨绝对增量，不断刷新着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新纪录。大量的煤炭开采和燃烧不仅引发了我国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也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矛盾要比其它发达国家尖锐得多。

为适应国际社会的减排温室气体的需要，缓解国际压力，去年，我们国家已经向全世界做出承诺，要在2020年把单位GDP能耗降低40%到45%，让我国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到15%。

至此，叫停金沙江的荒唐和严峻的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终于让我们很多同志认识到了：我国水电被妖魔化的倾向不纠正，中国的发展将难以为继。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水电被严重妖魔化的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一方面国务院领导放开了水电大项目的审批，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也公开号召电力企业积极开展水电的正面宣传，扭转水电被妖魔化和让整个社会误解的被动局面。

 

移民是我国水电开发公认的最主要阻力。因为移民的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所以，目前我国水电工程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水库移民。然而，实际上由于水电是最经济的能源，开发水电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水电开发本应该是造福于当地居民的大好时机。只不过由于我们执政能力的原因和宣传舆论的误导，让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水电开发之后，移民利益普遍受损的概念。然而，在实际中几乎所有的水电开发项目中，却是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当移民。这充分说明水电移民本应是受惠的群体，只不过由于舆论被误导之后，常常让本应是动力的水电移民成为了最大阻力。

水电开发是联合国千年扶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都把水电开发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有专门的报告。其实，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例外，社会上曾经炒作漫湾水电移民的问题。什么水电站建成之后移民都去捡破烂了。这是明显的造谣。一个几百人的水电站产生的垃圾能养活二百多人的村子吗？实际上，田坝村的移民都是居民户口，不仅可以享受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而且比一般的城镇居民还要多享受一个库区后期扶持费。以前一直是每年400元，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统一调整成600元。从宏观上看，我们漫湾工程移民的总费用是5000多万元，而漫湾每年交给国家和地方的税收就大约2亿。一年的税收就可以补偿移民四次，如果我们还处理不好移民问题，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执政能力有问题呢？

某些短视的地方政府只管收税把移民问题完全推给了企业，有的甚至在背后鼓动移民向企业闹事。企业是经济实体，解决移民问题没有别的手段，只能通过经济补偿息事宁人。然而，单纯的经济补偿只能解决暂时的矛盾，而从长远来看一定会引出更多的社会矛盾。

由于互相攀比，移民补偿越多、矛盾越多的情况层出不穷，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新老移民交替闹事的恶性循环。

现在的企业没有办法只能呼吁提高电价，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移民矛盾。然而，我认为即使提高了电价增加了移民补偿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移民矛盾。这是在很多国家已经得到证明了的经验。解决移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有责任保障社会的公平。如果因为害怕分配不公，就不敢让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绝对是当地政府的失职。

尽管水电拦河筑坝，占用土地阻碍某些鱼类的洄游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试问世界上有没有不影响自然生态平衡的人类活动？没有，一样都没有。我们种粮食、盖房子、修公路、修铁路哪一样能不破坏自然生态？更不要说挖煤、采矿了。人类活动只要占用土地、水面，就要改变自然生态和环境。相对来说水电大坝占用土地或者水面之后，是把原来的自然生态转变为水库湿地的生态。湿地的生态环境作用非常重要，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矛盾，决不是担心湿地太多了，而是湿地的不断减少。

所以，关于水电大坝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绝对应该算是反坝组织舆论炒作的结果。事实上水电大坝建设是人类为数不多的环境保护工程，走遍全世界几乎没有哪一座水库大坝建成之后，不是风景秀丽的旅游度假胜地。真正影响鱼类回游的情况，毕竟很少很少，而且也可以通过工程手段加以解决。

我们并不是要否认水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而是在实践中违背自然规律、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水坝不可能被容许建造。即使建造了也不能让它投入运行。例如我国的三门峡。

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实在找不出来水电大坝破坏环境的明确证据，所以，反水坝组织就把对水电的要求提高到了任何人类活动都不能避免的影响自然生态平衡的层次进行炒作。当然，个别水库由于建成之后，人口大幅度增加和管理不善引发的其他问题，应该另当别论。

总之，水电的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土地生态环境与湿地生态环境的转换的问题。但是由于宣传的误导，目前的社会舆论阻力很大。所以，我认为：所谓水电的生态环境阻力的本质是社会舆论的阻力。科学的水电开发的实际效果绝对是保护生态环境。

关于如何看待水电建设与地质灾害的关系，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结论。以怒江为例，反建坝的地质学者为了反对怒江开发水电，曾宣传说怒江江地区地质脆弱，一旦进行水电开发将造成严重的地质灾害。然而，更多的专业水电和地质工作者们则指出；怒江的滑坡、崩岸、泥石流的灾害严重，恰恰是因为怒江水流含有巨大的能量，长期冲击河谷，造成河床不断下切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把怒江的水能开发利用起来，它就会不断地制造新的滑坡体，地质灾害也就会曾出不穷。只有把水能资源利用起来发电，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产生的成因，从而减少地质灾害。如果不进行水电开发，怒江的地质灾害将永远无法避免。

现实也正像大多数专家们所断言的一样，怒江的山高水急河水的能量极大，所以，怒江地区的地质灾害就特别频繁、特别严重。沿着一条几百公里的怒江公路，每年至少就有滑坡、崩岸、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上百起。今年怒江的贡山和保山先后都发生了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比较严重的泥石流灾难。这与当地水电开发不足不无关系。

一般来说水电工程修建之后，将从三个方面改进原有的自然边坡的地质条件：1、水电开发就是把江水切割岸坡的能量利用起来发电，减少江水对河谷的急速深切，使河流发育趋于缓慢、稳定，最终会大大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2、对主要的滑坡体进行人工排除，或者护坡（包括混凝土喷涂、打入抗剪滑桩和预应力锚索固定等）处理。3、水库蓄水的初期，是一个水库新库岸的不稳定期和再造期，是隐性的地质灾害的集中释放期。

不过，由于通过建水电站治理地质灾害需要一个过程，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我国的三峡建成后的蓄水的初期地质灾害反倒有所的增加的现象，也是非常正常的。水库建成蓄水后，由于水位上升的侵蚀作用和堆积作用，在新的水边线地带开始了库岸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在水库突然泄水时，由于原有的水位比较高，边坡在水中浸泡后土壤当中的空隙水压力增加，而突然的泄水导致水位急剧下降，土壤中的孔隙水压力来不及变化，而边坡外部的静水压力突然丧失，土体内外压力的不平衡常常容易导致边坡的失稳和滑坡的发生。

发生这种情况的前提，是需要边坡本身就具备产生滑坡(或者说潜在的滑坡)的水文和地质条件。在这种地质条件下，即便没有水库的水位变化，如果在强烈的连续降雨的情况下，只要边坡的土壤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也可能会造成同样孔隙水的压力加大，从而容易产生滑坡的现象。例如，去年台湾省的8.8暴雨泥石流和我们今年8.8的舟曲泥石流。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潜在的滑坡体在暴雨中得到了释放。

也可以说，如果不具备产生滑坡的潜在的地质条件，水库水位变化也不可能造成滑坡。反之如果边坡本身具备水库水位变化造成的滑坡的地质条件，说明边坡本身就具备了滑坡（或, 者说是潜在的滑坡）的地质地貌条件，在连续的强降雨，或者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地震）同样也可能会产生滑坡和泥石流。水库的建造和蓄水不仅不是制造出了滑坡，而是为原有不稳定的地质滑坡体，提供一个集中释放的机会。

因此，水电开发最终将有助于减轻地质灾害。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现实也是，我国西部的水能资源丰富，开发程度却很低，而且开发的时间还普遍比较晚，因此，水电建设的地质减灾效果往往还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来。所以，西部地区地质灾害的发生和损失普遍都比较严重。然而，由于我国东部的经济发达，水电开发建设的比较早，而且绝大多数水电资源都已经基本上开发完毕，因而，我国东部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几率就明显的低于西部。

从国际上来看，情况也是一样。法国是世界上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开发程度接近100%。由于河水的能量不会再用来冲击河谷制造地质灾害，因此，同时样是水电开发非常密集的法国的地质灾害，却非常非常少。这种现象几乎是全球普遍存在的，调查结果表明，凡是水电开发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就越好，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和造成的损失就越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我们看待水电开发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当前，由于我国社会的整体科学素养不高（平均只有2.2%），一些公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曾几何时“人定胜天”的口号也和今天的“敬畏自然”一样时髦，大跃进年代甚至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当时的人都是那么的傻，都不知道人是不可能战胜天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吗？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恐怕都不会否认，我们当时的对“人定胜天”的理解，主要的是一种意愿和决心的表述。任何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都绝对不会相信能真有“人定胜天”的可能。

作为从那个时代经过的人，我们当年自己在客观的理解“人定胜天”的精神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适当的舆论宣传对普通公众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很多荒唐的事情就是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发生的。加上当时我们缺乏学术争论的空间，使得这种“人定胜天”的片面的认识一直危害着我们的社会。

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指出，由于当前社会上对“人定胜天”的反思出现的矫枉过正的倾向，现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常常以敢于对“科学”和“改造自然”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为时髦。现在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就是破坏自然的恶魔；人类与自然要想和谐，根本就不能对自然界有任何的“不敬”的改造行为。

由于他们的这种说法，经常会拿出一些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不良副作用作为论据，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似乎还非常有诱惑力。以至于当我们反思“人定胜天” 的口号的时候，很多人又在走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敬畏自然”。

其实，仔细分析敬畏自然与人定胜天一样都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种极端思想。如果我们善意的去理解，把“敬畏自然”仅仅当成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保持适当的敬畏，当然是没有错。这和我们当年把“人定胜天”当成一种克服困难的决心来理解，也没有任何问题一样。这种极端的口号对于一个科学素养较高的人来说，可能不会产生太大的误解。但是对于普通公众则完全可能产生误导。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社会已经对人与自然得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与当年没有人敢对“认定胜天”提出任何质疑的情况不同，2004年底，印度洋大海啸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尖锐的指出“批评科学主义，认为人类不该利用科学来有所作为，反映到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敬与畏，不要老想去改造自然。”的态度，实际上走向了“反科学”。此后，整个社会就掀起了一场关于人类要不要敬畏自然的大辩论。

尽管，这场辩论的结果，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很多人开始用科学的态度，审视“敬畏自然”口号的片面性。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社会进步。

当年，我们宣传另一个极端口号]“人定胜天”的时候，就因为没有出现过一种质疑的声音，以至于没能让我们的公众理智起来。今天，面对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敬畏自然”已经有人果断地站出来说“不”了。

与敬畏自然相对的态度是改造自然。有人经常把“人定胜天”和“改造自然”连在一起，其实，这是对“改造自然”的严重误解。用尊重自然规律的方法改造自然是人类与其他低等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

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防止狂妄的，不顾自然规律的破坏自然，也要防止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行为畏手畏脚，不敢决策，甚至要求我们必须把一切问题都搞清楚了之后，才能改造。这种理由听起来似乎很是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却非常幼稚。因为，改造自然的欲望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动力，如果我们的祖先当初也总是想等到所有问题都搞清楚之后，才开始改造自然的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还是生活在树上的猴子。人的认识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无论慎重到什么时候，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也一定要有代价。正确的发展（改造自然）方式不是否定发展、害怕发展，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把发展的代价降低。这就是要科学发展。

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们对生态的影响，生态环境好坏的理解，一定不能脱离人。生态实际上是关于物种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我们现在如果脱离人去评价生态环境的好坏是错误的，不同的物种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标准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肮脏的垃圾场，对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对老鼠来说是非常好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评价生态环境的好坏，不能完全脱离人的立场和标准。

生态学的鼻祖，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曾指出：“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生态(保护)就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包括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创造一个适应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不是一味的强调要保存自然原生态的“保守”。

事实上，人类从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开始，到现在发明、制造和使用的种种高科技手段，都是为了同自然进行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

自由流淌的河流、任意泛滥的洪水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和人烟稀少的无人区、生态保护区完全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自由流淌的河流决不是保护河流生态的好办法。因为，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努力创造一个适应人类生存的人工自然，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基本前提。这是经过无数实践检验过的真理。

大家可以亲自去看看，没有开发水电的怒江沿岸的原始状态的刀耕火种和已经开发的新安江到底哪里的生态环境更好些？大家也可以去比比，水资源和水电开发程度极低的我国农村和水资源和水电得到充分开发欧美发达国家，哪里的生态环境更好些？全世界发展的现实都证明了水资源、水电开发程度与生态环境成正比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证实了在现代社会里人与河流的和谐，必须要通过科学的改造自然来实现。

因此，水电发展非常需要加强科普宣传、必须通过科学传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我国水电开发也急需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现在大家几乎都在谈水电电价的合理性问题，谈怎么样通过转移支付加强对资源输出省份的支持力度的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我就不多重复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政策特别需要强调，那就是我国的环保政策。

我国环保的节能减排，指的是污染物的减排，没有包括全球最关注的温室气体的减排。因此我国的环保部门明显的缺乏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支持和重视。由于对减排问题的偏见，一些缺乏科学理念的环保官员错误地认为火电的污染是可以治理的，而水电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们宁可给火电大开绿灯，而喜欢对至关重要水电百般挑剔，横加指责，甚至故意刁难、压制。目前我国由于火电发展失衡，能源结构的恶化与国家在环保政策上偏差，以及一些环保官员的执政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们国家政策对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视和落实程度与节能减排一样，我想我们的环保官员不管他的科学理念如何，也不大可能违反国家政策的再做出压制水电的蠢事。所以，我认为，我们呼吁电价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都不如呼吁国家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更重要。一旦这个政策真正得到落实，那么我国水电现在的局面就不仅不会受到环保部门的压制，而很可能会变成环保部门最支持水电的开发建设。

到那时候，我们的环保部门才会真正发现，水电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最急需的环保产业。

此外，还有流域综合管理、动态汛限水位等一些更具体的水电政策需要探讨，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我就不再罗列了。

有同志认为：国务院批准了一些水电项目，只不过是一项正常的工作，并不能说明国家对水电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有人认为，国家对水电的开闸就是水电形式的大逆转，预示着水电将加速发展的春天的到来。

我觉得折两种认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首先，任何谣言都不可能永远的欺骗所有的人，所以，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妖魔化水电的误导宣传被揭穿是迟早的事情。实际上这种揭穿往往都不会表现为对谣言的批判和对造谣者的追究，而主要表现在对水电项目的从禁止到支持的转变上。目前看来国际国内情况都是如此。

其次，要说水电的春天从此就要来了，也还为时过早。一方面我国水电的发展还确实面临着移民、环保和地质安全等方面的实际考验。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今天对水电的认识，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主要是国际社会减排的压力，让我们不得不改变对水电的态度。然而，这种认识与全面正确地认识水电还有较大的差距。如何全面的认识水电呢？我觉得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水电的重要性。

水电是技术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最显著的优点就是它可以重复利用，源源不断，但是，它也有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能保存。如果你不开发利用，它就要随着时间流逝。

在这方面，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各种新型的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目前还不够十分成熟，开发成本和效率都还难以满足大规模电网的需要。水电是目前唯一可以进行商业化大规模应用的可再生资源。所以，如果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不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的能源就是巨大的能源浪费。同时也不可能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优先开发利用水电，把可保存的化石能源尽量留给后代。

新中国水电的创始人李锐曾介绍说“80年代，当时世界上有175个国家，其中水电比重曾占到过90%以上的国家有32个，水电比重曾占到过50%以上的国家，共有111个。而我们国家的水能资源总量世界第一，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努力奋斗了几十年却一直也没有达到过30%的目标。

有人都说我们国家的资源禀赋就是煤炭第一。50年代曾经提出来的电力工业的“水主火辅”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实不然。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以一百年计算。我国的煤炭资源量确实高于水电。但是，如果以二百年的尺度计算，我国的水电资源量就超过煤炭，如果以三百、四百、五百年计算，我国的水能资源量就要比煤炭多得多。

目前我们国家的火力发电的耗煤总量大约是每年15亿吨，如果我们能像法国那样百分之百的优先开发利用水电，即：再用相当10亿吨煤炭的水能，替代十亿吨发电的燃煤，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电力发展水平还绝对处在“水主火辅”的阶段。

如果按照一般发达国家的经历，我们国家完全应该经历一个水电比重超过90%的阶段。如果充分的开发利用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完全能把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也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矿难、这么尖锐的煤电矛盾、这么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这么严重生态环境问题。

前不久曾经有国外报道说临汾是全球的生态环境最差的城市，虽然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这个统计资料是过时的。我们现在的临汾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过量的煤炭开采一定是一种最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

我们对水电的这种认识的差距，主要来自我们规划思想的陈旧。据一位来访的美国工程师介绍，他们的能源规划，要考虑到400年以后的能源问题。（英国的能源规划也至少要超过百年）。然而，我们国家甚至不曾认真地考虑过50年以后的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

按照我们目前的内炭开采速度，我们的煤炭资源根本就支撑不了50年的发展。然而，我们至今还是热情不减的努力增加煤炭的用量。目前很少人有对这种能源枯竭的威胁提出任何警告。试想如果我们国家也能考虑400年之后的能源问题的话，我们还会不会，忍心让我们能源资源的75%都付之东流呢？

最近通过百年水电的庆典，我们知道百年来我们国家的水电已经为我们的发展提供27亿吨的标准煤。然而，要知道这只相当于我们国家水能资源的百分之三。也就是说百年来我们流失掉的水能资源超过了一千亿吨原煤，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所开采的煤炭的全部总和。

要知道由于我们没有优先开发利用水电所造成的如此巨大的能源浪费，都是要以过量的消耗我们本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煤炭为代价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下一个百年里，我们还将要多消耗多少，本应留给我们后代的宝贵的煤炭和化石能源。

直到今天，我们对煤炭过渡的依赖的改变，主要还是来自国际社会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至今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开发利用水电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优先开发水电经历，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不同，各国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天然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实却是：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普遍都比较高，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电开发程度都普遍非常低。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平均在70%以上，而欠发达的非洲地区的水电开发程度还不足8%。

水电还可以说是大型水库建设的副产品，人类社会应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主要手段是要建造大型水库。大型水库在存蓄水的同时也积蓄了大量的势能，在水库放水的过程中如果不把这些能量用来发电，就会对水库设施和下游边坡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此，任何大型的水资源调控水库一定就是大型水电站，一个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的高低，与其对水资源的开发程度暨调控能力肯定是成正比。

水电开发程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技术可开发的水电资源量，与实际开发利用量的比值。反应的是这个国家的水能资源利用情况。而水资源开发程度，是指这个国家的水资源总量与其所建设的水库蓄水量的比值。反应的是这个国家对水资源的可控程度，以及这个国家解决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矛盾的能力。

我们通过和中国大坝协会、国际大坝委员会的联合调研，发现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不仅与这个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紧密相关，而且，几乎还都与这个国家的水资源开发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程度与水库的蓄水能力成正比。

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库库容普遍都比较高，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水库库容，普遍都比较低。

 

下图是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一个调查结论。人类发展指数（一个包括GDP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为一介于0和1之间的数，数值越接近于1表示人类发展水平越高。

全球50余个国家2007年的人类发展与大坝水库发展数据计算结果显示，

HDI大于0.9的国家，人均库容拥有量为3184立方米，

HDI介于0.8~0.9的国家，人均库容拥有量2948，

HDI介于0.7~0.8的国家，人均库容拥有量541，

HDI介于0.6~0.7的国家，人均库容拥有量208，

HDI介于0.5~0.6的国家，人均库容拥有量仅为125 。

图1 人均库容与人类发展指数关系

图2 几个典型国家的人均库容数

 

我国人口约占世界的20%，而水资源量只占6%。我国2008年底的人均库容约520立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库容超过3000的水平。

以上图表和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及大坝；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水库及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足够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以支撑其社会经济发展。

其实，我国东部与西部的社会发展的差距，也进一步证明了水资源开发与社会文明的关系。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电开发程度高达80%多，而西部只有百分之十几。我国东部地区的水资源开发程度也相对较高，但西部的水资源开发程都在10%以下。所以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为什么全世界都毫无例外的表现出，水资源开发程度与经济发展成正比的特点呢？

我们认为，首先是因为：水是生命之源，水资源问题是一个社会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保障。没有水资源的保障，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正常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就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了。因此，水电特别是大型水电的开发就是水资源的开发，而水资源的开发，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文明的保障。

然而，也许是由于我国的水电开发与水资源的管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的缘故，至今为止，我们国家对大型水电开发的水资源保障作用，似乎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水电是当今世界上替代化石能源的第一主力。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人类替代化石能源的最有效、最可行的还是水电。目前世界上凡是水电资源丰富而且开发程度高的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的水能资源丰富，但由于开发程度太低，目前只有20%多，因此，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我国的水电能得到最充分的开发利用，那么我们至少每年还可以多减排20亿吨二氧化碳。

为了缓解国际的压力，我们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到15%。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要实现这一承诺，必须在最大程度的利用核能，以及风能、太阳能的同时，尽可能的开发利用我国的水电资源。据测算，要实现非化石能源15%的目标，水电必须要承担9%的份额。届时，我国常规水电要达到3.3亿千瓦的装机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客观的说目前我们对水电重要性的认识还村在这巨大的差距。我们整个社会对水电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现代文明的保障作用，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今天发展水电的动力，还仅仅是外因性的，我们的水电发展还, 缺乏内源性的动力。因此，我们对当前水电的大好形势且不可盲目乐观。我们当前的一些口号和提法，也难免还缺乏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例如，我们目前喜欢强调“水电开发必须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但是，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和水库调蓄能力不足的尖锐矛盾，还需要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开发水电，才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再比如，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转变观念；应该由过去“充分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变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能资源”。但是，由于缺乏对水电发展内源性动力的认识，我们的这些认识往往还只停留在“保留必要的自然河段”上。

实际上，如果从水电的现代化文明的保障作用上来看，由“充分开发利用水能资源”转变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能资源”的话，至少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留必要的自然河段；（保护珍稀鱼类）

2、增加必要的防洪库容；（防洪、供水水资源调控）

3、利用开发水电减少地质灾害；（怒江）

4、增加航运减少运输能源消耗：（澜沧江-湄公河）

5、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总之，如果能全面认识水电，从充分开发到合理开发，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除了为了保护珍稀鱼类需要保留必要的自然河段之外，还应该反思我们有没有仅仅为了充分的发电，而忽视大型龙头水库的建设，使得一些地区的水能虽然开发利用了，但是，防洪、供水和水资源的调控的矛盾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仅仅考虑开发利用水能，却没有把当地的地质灾害治理考虑周全的情况？（例如怒江地区）。我们有没有仅仅考虑了水能的利用，而没有把增加河道的航运功能加以充分的考虑的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澜沧江—湄公河出海通道的建设）。我们有没有因为对自己的执政能力没有信心，把全世界都可以作为扶贫项目的水电开发，却由于害怕移民人数过多，而丧失了一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时机？

 

水电这种大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宝贵资源，必须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

因此，目前我国水电发展的第一步动力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接下来的第二步将是国家发展的水资源需求。因为水电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随后，也许几十年之后，我们将会意识到能源枯竭的威胁，因此，第三步是由于能源资源的枯竭威胁，认识到水电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作用。

 

总之，不管还要经历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水电的发展都将势不可挡。